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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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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秦人早期青铜器与秦系文字的形成

日期:2015-09-06 ??????点击量:1425

论秦人早期青铜器与秦系文字的形成
雍际春,周晓聪
语言是人类互相交际的工具,而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秦文字是秦族、秦国、秦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载体,也是秦人成长、壮大的记录。人们一般把秦文字形成自己的系统和特色,称之为秦系文字,而秦系文字又是在学习周文字和广泛吸收六国文字精华基础上集成创新的产物。随着秦国统一六国,秦系文字最终成为“书同文”、统一全国文字的范本。就此而言,其对中国文字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传承,阙功甚伟。关于秦系文字的形成,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近年来在甘肃天水地区陆续发现和出土了一批有铭文的秦人早期青铜器,依据这些新出青铜器及其相关铭文,再结合传世的秦人早期青铜器及铭文,为我们更准确地认识秦系文字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本文拟通过对秦人早期青铜器年代及其铭文的变化的考察,重点就秦系文字的产生与形成进行初步探讨。
一、秦早期青铜器的出土及其年代
秦人先祖中潏在商末周初西迁天水至秦德公建都雍城之前,为秦人的早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也是秦人各种制度与文化的创立时期,秦系文字的产生与形成,也正是在这一阶段的襄公建国前后。王辉曾说,秦人在商代及西周早中期曾否使用文字,资料不足,无法确知。周原甲骨 H11∶123、西周初期铜器 方鼎、西 周 中 期 铜 器 询 簋、师 酉 簋 提 到 了“秦”,可见当时秦、周关系密切,推测当时秦人即使使用文字,也应是周文字。此话很有道理,嬴秦虽然是一个古老部族,但自商初以来,主要活动于关中等地,特别是随着周人势力的强大和中潏归周,其文字也必然是周人地域久已盛行的周文字[1]16-34。近几十年来陆续发现的秦人早期青铜器及铭文,尤其是甘肃礼县秦公墓出土青铜器铭文,既为我们初步认识秦系文字的出现和演变提供了珍贵资料,也为我们据以判断此前已经流传的早期秦人青铜器铭文的时代和发展关系,提供了具体参照。目前所知秦人早期文字的青铜器按时代先后,主要有不其簋、秦襄公时秦公簋与盄和钟、大堡子山秦公鼎、秦公簋、秦公壶、秦子镈等。无论发掘还是传出之器,当均出土于礼县等天水地区,已无疑问。从这些早期青铜器年代的确定和铭文特点的演变中,我们可以对秦系文字早期编年和变化有一个大致梳理。
不其簋是目前所知秦人最早的一件有铭文的青铜器,该器盖与器各有铭文152字。盖,清末出土于关中,现存国家博物馆;器,1987年出土于山东藤县一汉墓中,现藏该县博物馆。对于器与盖分离,陈泽认为是汉初樊哙“还定三秦,别击西丞”时作为战利品带至关中。后来盖留关中而器身被带至山东,导致盖与器分离[2]131。该器器主因铭文中有“不其”而被公认为是秦庄公,制作年代按铭文开头“唯九月初吉戊申”一 语,王 国 维 考 订 为 周 宣 王 三 年(前825年)[3]第四 册,136;李学勤厘定在公元前820年[4]。秦公簋,1917年出 土 于 天 水 西 南,大 约 在 今 礼县红河乡一带,后辗转流落民间并多次易手,现藏于国家博物馆,是着名的传世青铜器。簋盖有铭文54字,器身51字,另在盖与器上有后刻字各9字。该器因铭文中有“十又二公”之语,论者多从此入手来确定其器主和制作年代。这本是最可靠的途径,惟大多数人拘泥于秦人首领何时称公,故多从襄公、文公向下计算,作器者多以为是德公、成公、穆公、景公说,尤以景公说影响最大。其实,秦公簋铭文已经告诉我们答案。秦公簋铭文开头一段: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蹟,十又二公,在帝之社。严恭夤天命,保业氒秦,虩事蛮夏。文中“受天命,鼏宅禹蹟”的皇祖,实即商末周初率领嬴秦西迁天水,“在西戎,保西垂”的中潏。则该器为襄公受封诸侯后开国立制、告慰先祖时所造的礼器[5]。盄和钟有 人 又 称 秦 公 钟,宋 庆 历 年 间(1041—1048年)由守 臣 献 于 朝 廷。传 出 土 于 秦 襄 公 墓,后器不见。有摹本铭文流传,共有铭文142字,内容与秦公簋铭文大半相同,亦有“十又二公”之语。论者多以为是与秦公簋同时所铸的出自同一人之手、同一用途的同一批器物,甚当。故盄和钟也是秦襄公时所铸。大堡子山秦公墓诸器铭文。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大堡子山被盗掘流落海外、追回和后来发现的秦公簋、鼎、壶、秦子镈等诸器,部分器物有铭文,共计有20余件,其 中 铭 文 主 要 有:“秦公 作 铸 用 鼎”,“秦公 作 宝 用 鼎”,“秦公 作 铸 壶”,“秦公 作 铸 用簋”,“秦公作宝和钟”,“秦子作和钟”,“秦子作铸用盉”等。另有 新 出 土 的 乐 器 坑 秦 子 镈1件,铭 文 共28字:“秦子作宝和钟,以其三镈,阙音鉠鉠雝雝,秦子畯疐才立(在位),眉寿万人(年)无疆。”[6]还有澳门萧春源 藏 戈 铭 文“秦 子 作 造 左 辟 元 用……”簋铭“……秦子之光,邵(照)于夏四方……”[7]也当为出土于大堡子山秦公墓。大堡子山秦公墓墓主和作器者,学界至今没有统一意见,所论及的主人有襄公、文公、宪公、出子、文公太子静公等不同看法,但上述诸位俱在西周末年春秋早期。
二、秦系文字的形成
上述诸器,最早的不其簋为秦庄公时青铜器,接着是秦襄公立国所铸的秦公簋与盄和钟,再为襄公之后的大堡子山诸器,这正好是秦建国前后各50余年,共计百年间所造青铜器。这三个阶段的铭文风格特点和变 化,体 现 的 正 是 秦 系 文 字 的 初 期 特 点。王辉指出,不其簋器形、纹饰皆与周铜器同,文字风格也极近于周厉王时铜器多友鼎,以及宣王时铜器兮甲盘、吴虎鼎、毛公鼎。故“不其簋可以看作最早的一件秦青铜器,其文字可以看作迄今所知最早的秦人文字,也可以看作西周铜器、西周文字。由此可知,秦早期文 字 与 周 文 字 无 别,秦 文 字 脱 胎 于 周 文字。秦文字的上限,为西周末或春秋初,不能绝对判定。”[1]这一分析明晰而可信,但对秦文字上 限 的 认定过于谨 慎。我 们 现 在 所 见 秦 青 铜 器 虽 然 已 经 不少,但除了大堡子山所出,都为偶然所得,故目前所知最早的不其簋在周宣王时,其做器使用文字并非秦人使用文字的开头。也就是说,按常理推之,秦人在青铜器上铸字当已是文字使用很熟练之后的产物,所以使用文字早于铸字无可置疑。这样说来,秦人 至 迟 在 西 周 中 期 已 经 可 以 熟 练 地 运 用 周 文字了[8]。关于秦公簋、盄和钟铭文,王国维曾说,秦 公 簋文字“字迹雅近石鼓文。金文中与石鼓相近者,惟虢季子白盘及赐敦耳。……此敦虽出甘肃,然其叙秦之先世曰‘十又二公’,亦与秦盄和钟同。……故其文字体势与宝盘(即虢季子白盘)碣猎血脉相通,无足异也。”[9卷十 八 李学 勤 认 为:“虢季 子 白 盘 应 即 籀文,秦武公、穆公所用文字即承之而来,下延至南指挥一号墓的秦景公石磬以至石鼓,遂成秦篆的先行形态。秦国文字的一个特点是相当规范化,从武公器以下,变化 不 多,以 致 王 国 维 说‘字 迹 雅 近’。”[10]
故不少人将盄和钟、秦公簋、景公磬、石鼓文确定为春秋中晚 期 器 物,认 为 文 字 风 格、结 构 多 相 同[11]。实际上,正是由于秦系文字在两周之际从周文字体系的基础上开始了自身风格的塑造,而作为最为稳定的文字演进,既是一个缓慢过程,改造与变化又是体现在细微之处,故襄公时的盄和钟与秦公簋文字,往往被当作春秋中晚期文字,与景公磬、石鼓文相提并论也就不足为奇。这也正好表明,盄和钟与秦公簋文字已经告别了不其簋那种完全承袭周文字铸器的模仿阶段,而开始了秦系文字的摸索和创新,中经大堡子山诸器文字的推衍,至秦武公钟、镈文字,已经是典型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秦系文字了。大堡子山诸器文字学界讨论较多,秦公墓清理者戴春阳认为,“秦公诸器的铭文字体圆阔规整,已形成秦系文字的风格,它们可能是春秋时期秦武公钟、镈上秦系文字的直接渊源。”[12]这种秦系文字的体系特 点,李 朝 远 通 过 诸 铭 中 的 秦、公、作、宝、铸、用、鼎等字的详细比较,认为:马承源先生指出,秦国铭文形体有别于西周晚期通行的字体,它源于虢季子白盘铭,一系列的秦国铭文都同一体系,秦公簋、鼎铭也一样。此说至确。礼县秦公诸器铭文的字体,为秦系文字中的典范之作。它上承虢季子白盘铭,但又显晚于盘铭;它下启太公庙封村秦公钟、天水秦公簋以至石鼓文和诅楚文,一脉相通[13]。所以,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些秦早期文字风格与周末铜器虢 季 子 白 盘、鼎及宗妇簋文字如出一辙。春秋前期稍晚于大堡子山的秦系文字的代表是发现于宝鸡太公庙的秦公及王姬钟、镈,学界公认是秦武公(前697一前678年)时器 物[14]13-18。韩伟 指 出,这批秦公钟、簋 等 器 物 的 铭 文,与周代铜器铭文比较,在音、形、义等方面都是一致的。秦代金文已不
见肥笔,大半呈上下等粗的柱状体,几乎没有波磔,而且如秦公钟5字一行,排列比较整齐。这都与西周晚期的金文特征相同,而与所谓“六国奇文”大相径 庭。“仅这一点也可看出周秦文化的密切关系”[15]。其铭文 字 体 已 形 成 典 型 的 秦 文 字 风 格,与虢季子白盘、大 堡 子 山 秦 公、秦 子 器 文 字 风 格 一 脉相承。由此可知,秦早期文字按现有资料排列,其发展顺序大致为 不 其 簋、秦 公 簋 与 盄 和 钟、大 堡 子 山 诸器、秦武公钟、镈,对应时代为秦庄公、秦襄公及秦襄公至出公间、秦武公。在这一序列中,以虢季子白盘为参照,此前的不其簋尚属于西周文字的模仿阶段,从襄公立国起,秦系文字业已起步,中经大堡子山诸器而至秦武公钟、镈基本完成。
三、秦系文字的演变及其意义
春秋早期之后秦系文字的演变,其发展线索的代表性器物大致有春秋中期的成鼎(宋代发现于今华阴县),春秋中晚期之交的秦景公大墓残磐铭文,春秋晚期有宋人着录的怀后罄、石鼓文,战国早期至中期前段,秦出土文字仅见凤翔县 八 旗 屯 墓 M9一柄剑上有错金铭文“吉为乍(作)元用”5字。从战国中期晚段的 秦 孝 公 时 起 直 至 秦 王 朝 灭 亡 的140年间,秦出土文字数量呈现井喷现象,数量繁多,除金文、石刻外,又有符节、陶文、简牍、玺印封泥、钱币、帛书、漆器文字等。春秋中晚期以来以上述铭文为代表的秦系文字演变,由于各器的时代都比较清楚,因而其发展演变的轨迹也是比较清晰的,故学界的看法也基本相同,兹不赘述。
陈泽曾对秦金石文字的演变有过梳理,其编年顺序为:不其簋、秦公簋、秦公钟(即盄和钟)、“秦公作铸”诸器(即大堡子山诸器)、秦武公钟、秦景公石磬、封宗邑瓦书、商鞅方升、秦刻十碣(即石鼓文)、诅楚文、秦新郪 虎 符、杜 虎 符 以 及 秦 始 皇 二 十 六 年 诏版、秦朝诸刻石等[2]130-148,亦可参考。王辉将秦文字与六国文字比较,认为战国秦文字有很多优点:一是对周文字继承多,变化小,因而稳定性强;二是地域特色少,通行地域更广阔;三是异体字少,可减轻学习负担;四是装饰性笔画少,简洁明快,朴实无华,便于应用与学习;五是不过分简化,避免歧义;六是不过分繁化,避免叠床架屋;七是与时俱进,隶书产生。正因为如此,在秦统一之前,秦文字已逐渐取代六国文字,成为通行文字。统一之后,“车同轨,书同文”,秦始皇最终用秦文字统一了六国文字[16]200-203。这无疑是中肯之论。秦系文字正是由西周古文向籀文再向小篆、隶书发展过渡的文字,它在中国文字发展史和书法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和整合规范的重要作用,并由秦文字统一了中国文字,这对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巩固[17],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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